曾熙、李瑞清和张大千的翰墨因缘 | 王高升
张大千写曾熙、李瑞清两师遗像 1931年6月作
一
辛亥革命后，李瑞清以“清道人”名号隐遁上海，鬻书为生。虽然经济上的拮据和困顿依旧，但已可免饥寒之苦。美中不足的就是要忍受寄居异乡、知交零落的孤寂之苦，这时他想起了同样处在抉择关口的好友曾熙。1915年秋，曾熙出游西湖，旋即赴上海看望好友。李瑞清借此机会，极力邀请曾熙同来上海鬻书，事情原委披露在1915年冬《大同月报》上刊登的《衡阳曾子缉鬻书直例引》中：
今年八月，曾季子出游西湖，远来视余，余因止之，留沪上以鬻书，曰：髯昔不能以术取卿相，没人财帛以自富，今又不能操白刃以劫人，为盗贼称豪杰，直庸人耳。今老且贫……鬻书虽末业，内无饥寒之患，外无劫夺之忧，无捐金之事，操三寸之觚，有十倍之息……它日吾与子起家巨万，与英美巨商之主者埒富，亦其常也。曾季子捧腹大笑曰：敢不如子言！
这次恳谈成为影响曾熙和李瑞清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。是年，曾熙开始在上海留居，得以与李瑞清、李瑞奇、谭延闿、谭泽闿、郑孝胥等友人朝夕过从。但并未携带家眷，显然其内心对能否以鬻书营生还是略持保留态度的。直到1917年，才携妻子举家移居上海。是时，李瑞清经过几年积累，已经在海上声名鹊起。在他的力推下，曾熙也很快融入上海书画市场，上门求字、求学者渐多。客居上海的几年间，曾熙、李瑞清和谭延闿兄弟、向燊、沈曾植以及张大千、张善孖、蒋国榜、马宗霍等弟子交游密切，共同研讨艺术、鬻书卖画、品藏碑帖、宴饮集会，留下了大量精品力作。遗憾的是，“南曾北李”在上海共同活动的时间并不算久。1920年，李瑞清即因中风，在上海寓所离世，身后萧条，令人感慨。曾熙为好友料理后事，并为之精选墓地，归葬于南京牛首山。
二
李瑞清不遗余力推举曾熙，曾熙也感念李氏深情，与其共同培养弟子，凡拜曾熙为师者，均同时引荐到李氏门下。对此张大千回忆道：“我们曾老师人最厚道，对我们李老师感情最挚，李师在民国初年家境困窘，曾师把学生都介绍到李师门下，凡是有人向曾师求题字的，曾老师说李梅庵的字比我写得好，你们应该去找他。当年题字多有润格，曾师用意良苦，很技巧地为‘清道人’增加收入，其胸襟风范，重道义而知体贴的仁厚作风，令人感动。”事实证明，这种不设门墙，鼓励学生转益多师的教育理念是非常开明且成功的。张善孖、张大千、马宗霍、胡小石、姜丹书、李健等一大批书画界、文化界的大家名流，皆出二人门下，一时成为艺苑美谈。在一众门人中，艺术禀赋、成就和声誉最高的当数张大千。
关于张大千拜师曾熙和李瑞清的具体时间，曾有1919年和1917年两种说法。目前来看，已经有三条证据可以确证张大千拜师在1917年。一是曾熙《张善孖画例》中曾有“髯居上海之三岁，季爰居门下”之语，以1915年曾熙寓居上海算起，“三岁”正好是1917年。二是李瑞清曾有书赠张大千的一幅“此亭惟爽垲，厥词不浮华”联（上图），上款为“季蝯仁弟索集鹤寿字本字”，下款为“丁巳四月，清道人”，可见1917年张大千已经拜入李瑞清门下，拜曾熙更在此前。三是2011年发现的张大千题“千秋万岁”六朝铜镜铭拓片中云：
寿世之竟（镜），秦汉为多，六朝物仅此一见。五年前，曾以之寿梅师。梅师没，不愿假作它人寿，重以筠庵先生命，完我赵璧，爰脱之以公诸爱我兼竟（镜）者。壬戌五月既望，德庵先生索搨片，因识数语于此。大千居士爰。
壬戌即1922年，往前推五年即1917年。张大千和曾熙、李瑞清三人的叙述足以互证，坐实了1917年说，为这桩聚讼纷纭的公案画上了圆满句号。根据现有资料，张大千1916年冬游学日本，1917年春返沪，拜曾熙和李瑞清为师，学习诗文书画，后奉二兄张善孖之命，再赴日本京都学习染织，直到1918年重回上海，继续在曾李门下学艺。由于1920年李瑞清早逝，故而张大千从李氏学书时间并不算长，沾溉更多的是曾农髯的书画艺术和道德文章。
除了书法技艺和碑帖鉴藏，张大千和张善孖兄弟喜好“四僧”，特别是八大、石涛的绘画审美趣尚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曾熙和李瑞清的影响。美术史学家俞剑华认为，正是张善孖、张大千兄弟到上海后对石涛、八大不遗余力地购藏，才使得石涛、八大的绘画开始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，推动了其市场价格的上涨和学习者的与日俱增，最后形成了家家石涛、人人八大的壮观局面。晚年曾熙挂润鬻画，其中大量题材以石涛为取法对象，旁涉八大、石田、石溪等诸家，与张大千早年的艺术创作取向基本一致。张大千也经常出示画作向曾氏请教，如《曾熙年谱长编》甲子（1924年）八月中有载：“青藤长幅卷十六段中，写风竹一枝，颇嫌放肆，因临大涤子青菜一颗补入之。此卷得自蜀中卢雪堂先生家，并记此。甲子八月，临奉农髯夫子大人诲正，弟子爰。”可见，曾熙不仅指导张大千的书法，晚年还指导他的绘画，堪称其书画艺术之路的领路人。曾熙去世后，留有一幅未完成的画作，张大千在恩师寓所见之，想起以往种种，怅然神伤，拿起画笔，为之补色并题款曰：“此先农髯师未竟之作，癸酉十二月弟子张爰敬补并设色。”这件旧物成为师徒二人昔日书画情谊的最后见证。
三
李瑞清曾言：“余喜学鼎彝、汉中石门诸刻、《刘平国》、《裴岑》、《张迁》、《礼器》、《郑道昭》、《爨龙颜》之属，自号北宗；季子则学《石鼓文》、《夏承》、《华山》、《史晨》、太傅、右军、大令，尤好《鹤铭》《般若》，自号南宗以相敌。”实际上，曾熙和李瑞清在学书理念和取法路径上有同有异。同的是二人都对三代鼎彝和秦汉石刻极为推崇，这与他们“求篆必于金，求分必于石”的学术思想相表里；异的是李瑞清更偏重汉魏六朝中的“方笔”一路，以“颤掣”之笔追刀刻斧凿之意，而曾熙则用功于“圆笔”一路。
从三代、秦汉下至两汉六朝，是曾熙、李瑞清指导门人学书的基本思想，入室门人必先在老师的安排下学习各种经典名碑，知其源流，方可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专攻。曾熙1921年写就的《隶书课徒卷》，即是这一教学思想的具体呈现。杨诗云《张大千用印详考》中收有一方印章“梦闇二十后所作秦汉六朝书”，印文的内容正是张大千上海拜师后那段时间学书的取法对象。
赠张大千论书横幅 曾熙
从现有资料来看，张大千书法早期受李瑞清影响较大，特别是对六朝碑版的浸淫和黄庭坚行书的体悟，为中宫紧收、四周辐射、敛纵有度的“大千体”的形成奠定了基础。然综合而论，无论从学习时间跨度还是风格相似度来看，曾熙对张大千的影响都远大于李瑞清。“大千体”中的部分个性特点来自黄山谷，实际上更可溯自《瘗鹤铭》。一方面黄庭坚书法本身受《瘗鹤铭》影响至深，自称“大字无过《瘗鹤铭》”，其书法中已充分吸收《瘗鹤铭》的精髓；另一方面，曾熙和好友李瑞清都异常宝爱《瘗鹤铭》，临池不辍，在老师们的指导下，张大千自然对之用功颇多。1919年6月，曾熙在一封给张大千的回信中写道：“尊临《鹤铭》盖髯法，非李法也，甚好。吾道有传人矣。”这也证实了张大千学《瘗鹤铭》，受曾熙影响更深一些。对于近世各家师承脉络，郑逸梅曾有一段阐述，可资参证：
当代书家学沈寐叟者，有马一浮、王蘧常、邹梦禅、谢凤孙等。学康有为者，有萧娴、刘湘、李培基等。学李瑞清者，有李仲干、刘海粟、刘介玉等。学曾农髯者，有张大千、蒋国榜、马企周等。学吴昌硕者，有王个簃、赵云壑、费龙丁、汪英宸、赵渔村、吴东迈等。
张大千书法中的“涩笔”来自曾熙和李瑞清。曾熙和李瑞清浸淫三代金文，从“古篆”笔法获得灵感，在篆、隶、楷等各体中施以“涩行”笔法，凸显线条的“篆籀气”“金石气”以及立体感。从目前可见的张大千临《瘗鹤铭》《张黑女墓志》及其各体大字书法创作中，都可清晰窥见这种笔法的形迹，与曾熙、李瑞清书作合观，便可知其所从来。
四
1930年曾熙去世，张善孖、张大千兄弟撰挽联：“挥毫与梅庵缶老齐名，北派南宗，试问一代书家，虎卧龙跳谁抗手；及门似长公颍滨昆季，东涂西抹，愧对数行遗墨，山颓木坏剧沾襟。”张大千不仅亲自从上海扶灵柩送先师回衡阳下葬，并且邻墓筑庐，风雨不移，守墓达一个月之久。此外，他还多次到衡阳曾师墓前祭悼，其执礼胜似父子。张大千晚年在台北摩耶精舍居住期间，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悬挂着曾熙和李瑞清两位老师的对联，以志不忘师教。
为了让恩师德范永昭，张大千之兄张善孖撰写了《曾农髯夫子之孝思》，发表在1930年9月26日《申报》上，将先师的高风亮节公之于众。张大千晚年也写了《记我的曾李二师》，回忆与曾熙、李瑞清的翰墨情缘。无论从艺术还是教育的视角审视，曾熙和李瑞清都是成功的，张大千在他们的指导下，不仅成长为二十世纪美术史上卓有成就的名家巨匠，也成为坊间津津乐道的重情重义、血肉丰满的传奇人物。
本文为《曾熙 李瑞清 张大千楹联百品》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）序，有删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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